“狂飙诗人”——柯仲平（中）

1925年，柯仲平在北京结识鲁迅。并得到鲁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，他在鲁迅家中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曾吓着鲁迅的母亲，把他看作一个怪人。鲁迅却看出柯仲平有诗人气质而给予鼓励，并期望他能终身成为“孺子牛”。同年，柯仲平又结识小说家郁达夫和高长虹（“狂飙诗社”的创办人）。一次柯仲平深夜2点才从什刹海淋着大雨回到会馆住处，以致高烧住院。郁达夫闻讯赶来，除给予解决住院费用外，还以兄长身份告诫他今后浪漫得有个边儿，不能把身体搞垮。

1926年，郭沫若、郁达夫等在上海集资创办《创造月刊》。5月，柯仲平离京赴沪被邀至创造社出版部工作。这一时期相继创作了《献给狱中的一位英雄》《长征》等许多诗篇，以其烈火般的革命激情，倾诉着对黑暗势力的强烈不满和痛恨。在出版部，柯仲平与潘汉年因志趣相投，建立了真挚的友谊，几乎是无话不谈。此时，在出版部内的文学青年中，由于柯仲平的诗作犀利豪放，因而大家戏称其为“狂飙诗人”。“狂飙诗人”的雅号即自此叫开。8月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创造社。出版部被搜查后，柯仲平因“宣传赤化”与4名“小伙计”同时被抓入狱，后得胡愈之、叶圣陶大力帮助，才被保释出狱。柯仲平出狱后，正准备找潘汉年为他寻求革命道路时，丁桂媛(已改名丁月秋)自北平来信说，已有四五个月身孕，且经友人介绍，已在陕北榆林中学谋到教书的差事，需他护送到校上课。他们到榆林后，因地方闭塞，几乎与内地声息断绝。初时，柯仲平尚能伏案写作，渐而为国家命运、个人前途而忧心，以致再无法保持平静；加之出生才2月的小漠林夭折，使他决然离开榆林。

1927年4月，他从上海徒步跋涉1 8日，行程千余里，抵达西安。孰料此时西北国民革命军已出潼关。柯仲平投奔无门，加之盘费殆尽，只得暂住在“鸡鸣早看天”的小店。经友人介绍先后在陕西省立一中，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。离开榆林前，柯仲平曾发信到上海、北平与潘汉年等友人联系。潘汉年因到南昌革命军中没有回音，北京友人刘开渠却传来噩耗，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。这无异是给“狂飙诗人”“愤懑”的胸中填上“炸药”，只等待着时机“引爆”。7月，西安市学联举办暑期讲习会，邀请柯仲平在会上作了《革命与艺术》的长篇演讲。开讲时，许多人认为蓄着满头长发，只会吟诗饮酒，不修边幅的柯仲平肚子里不会有什么好材料，以致空位很多。他并不气馁，上台后惊人的开场白，以及针砭时弊、妙趣横生的新颖见解，使听众大为倾倒。第二讲时，人们奔走相告，结伙而来，廊檐走道尽为堵塞。他手中虽有讲稿，但却不以此为序，而是即兴发挥，时而呐喊，时而低吟，听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起伏而波动。这位青年诗人就这样通过讲台这块阵地把革命的红色种子，播撒在古城长安的土地上。由于他非凡的才华，学生们纷纷要求学校请他任课，他原来只任省一中3个班的国文，后来又增加了第一师范2个班和女子师范1个班的国文。

1928年初，西安市亦踩着“四·一二”政变的反革命鼓点大肆清党，连一些进步学生亦不放过。柯仲平自料难逃魔掌，便离校出走。途中与两个回乡的山西学生结伴而行。到了黄河渡口，他等不及渡船到来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滔滔黄河，奋臂向彼岸游去。

柯仲平辗转到了北平后，眼见大革命惨遭失败，痛定思痛，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质的飞跃。从1924年仅是痛恨旧世界，憧憬新世界创作的《海夜歌声》，到1928年取材于大革命时代工农武装斗争创作的诗剧《风火山》相比较，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境界已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创作《风火山》过程中，由于他倾注了全部激情，以致几乎进入疯癫状态。喜怒无常，昼夜颠倒，错把月亮当太阳，深夜万籁俱寂之时，他边写边弹边唱，闹得四邻哭笑不得。这段时间，由于穷得生不起炉火，完全靠炽热的情感支撑着他熬过了北平的严寒。1929年1月21日诗稿脱稿后，他又为成堆的稿子犯愁，不知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。

1929年，柯仲平携丁月秋到上海，在高长虹创办的“狂飙社”出版部工作。此时丁月秋又生下女儿莉莉，柯仲平为了养家活口，受聘到建设大学讲课，丁月秋则在三友实业社当缝纫工人。同年冬，柯仲平被扣以宣传赤化的罪名。再次被捕入狱，幸得友人朱静涛从中斡旋，不久即被释放出狱。

1930年3月，柯仲平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被党派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兼上海总工会联合纠察队秘书。5月，柯仲平揣着了年余的《风火山》稿件，终于由新兴书店出版问世。8月，中共中央机关报《红旗报》在上海诞生后，柯仲平作为采访记者奔走于沪杭，通讯、诗歌、散文陆续化名见诸报端。12月初，《红旗报》为了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发表了《大家起来纪念广州暴动》的社论后，上海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又落到柯仲平身上。为了筹划11 日的游行，他担任了南京路示威游行的总指挥。此时，国民党已是剑拔弩张。9日，柯仲平按时到英租界武陵旅馆商定游行事宜，发现旅馆门前已有暗探，他本可抽身返回，但考虑到先到同志的安危，便高声暗示“不要倒水，不要倒水!”柯仲平边喊边跑，急登四楼，便被预伏在楼上的特务截获，与其他先到的同志一齐被捕。被捕后，柯仲平自称系一木工，化名柯桂生。几经拷问，仍一字不变，后被判刑11个月。1931年冬，柯仲平自上海龙华监狱转到苏州反省院。次年夏，在一次狱中会上，因一中间派记者颠倒黑白的忏悔发言，以图取媚监狱官方，激起柯仲平针锋相对的斥责，以致暴露了身份，被列为重犯。此时，又幸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差的友人朱静涛以表兄弟的名义，走通了反省院主管上司的关系，柯仲平于1933年8月被保释出狱。获释后，即与妻女一家三口先在杭州白堤，后赴开封北仓女中，最后在北京香山治病修养这段时间，全家主要靠妻子丁月秋从事学校女生指导、图书管理、教书等职业养家糊口度日。

1935年，柯仲平苦于找不到中共地下党组织，他东渡日本。抵东京后，化名柯冬山，到一家私立汽车学校学习，除为日后能开坦克打下基础外，他还深居简出，研读马列著作，并组织一些云南籍留学生成立“理践社”。在日本期间，他曾应上海《申报》之约写了30余篇文章，集刊于《东京通讯》，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抨击了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得失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1937年8月，柯仲平启程回国，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，董必武留下他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后因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露面而被盯梢。11月，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。同月，边区文化协会成立。成仿吾、周扬、柯仲平被推为负责人。1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，吴玉章任主任，丁玲、柯仲平任副主任。同月下旬，边区文协遵照毛泽东主席要把诗歌推向街头的指示，成立了“战歌社”，柯仲平任社长。自此，他的创作激情犹如延河涌流奔腾。延安地区的诗歌大众化活动蓬勃开展。诗歌朗诵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表达形式广泛出现在人民大众中间，成为摧毁敌人心理防线的文艺战斗武器——“投枪”。这时，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员，常到柯仲平处求教诗歌的创作方法，柯仲平答“古诗是父，民歌是母，写诗不能忘掉父母”。

（未完待续）